村口传来汽车的引擎声，“突突突”地颠簸着开进土路，在九爷家院门外停下。车门一开，下来几个人，为首的是县委领导助理刘助理，后面跟着乡里的大小领导。
克文叔他们兄弟几个从院里迎出来，身上都身着孝衣，背有些驼——那是当了一辈子会计，伏案落下的毛病。
“刘助理，辛苦您啦。”克文叔几个跪下给来人磕了个头，孝子见人磕头是俺们这儿的风俗。
“老杨，节哀。”刘助理忙把他们扶起来，“县领导在外地开会赶不回来，特意嘱咐俺，追悼会得办隆重点。九爷是咱民权的骄傲，《民权县志》都记着哩，这功绩得让后人永远知道。”
“啥功绩不功绩的。”克文叔声音低沉沉的，“俺爹就是个刨地种树的，不用兴师动众。”
要开追悼会？去世开追悼会的都是城里的领导，俺这庄户地界儿从来没有给农民开过追悼会，九爷开了农村没开过追悼会的先河。村里人交头接耳，连拴着的老牛都停了嚼草，竖起耳朵听着。
王磊站在人群外头，手不自觉地揣进裤兜，摸到了那个粗布缝的旧粮袋。袋子磨得薄如蝉翼，却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方方正正——这是爷爷临终前交给他的。
“磊子……”爷爷那时候已经说不出整话，枯瘦的手死死攥着袋子，“等九爷……百年之后，把这个……还回去。就说……王家……没忘……”
爷爷没说完就咽了气，可王磊懂。
民国三十一年冬，旱得地里裂的缝能塞进去拳头，蝗灾过后，连草根都被啃光了。王家断了粮，太奶奶躺在床上等死。爷爷那时候还是个半大孩子，被太爷爷领着去杨家借粮。九爷的爹——老杨大总，从里屋提出半袋高粱，不多，也就十来斤，却压得爷爷直咧嘴。
“先吃着，熬过这冬，开春就有盼头了。”老杨大总说。
就这半袋高粱，让王家五口人活过了开春。后来年景好了，爷爷去还粮，老杨大总死活不收：“粮食吃了就吃了，人情记着就行。”
爷爷记了一辈子。那个装过高粱的布袋，他每年六月六晒箱底时都要拿出来晾晾，摩挲着粗布纹理，嘴里念叨：“这是王家的根，不能忘。”
“磊子！”
娘的喊声把他拉回神，王磊赶紧走过去。
“发啥愣？”娘压低声音，“待会儿追悼会，你可得代表咱王家给九爷鞠个躬，千万实心实意的，别随意。”
“俺知道。”
追悼会就设在九爷家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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