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哪里?”
“文书上皆写明目的地,或是保州,或是定州,或是涿州。至于是否全部抵达,末将就不清楚了——兵马都监只负责城池防务与文书核验,不负责押运全程。”
滴水不漏。石保吉将责任全部推给了已下狱的孙淳、周杞,以及“边军请求”、“府衙呈请”这些看似正当的程序。
刘熺沉默片刻,忽然问:“都监可认识石保兴石太尉?”
石保吉眼神微凝:“那是末将堂叔,自然认识。”
“去岁秋冬,石太尉可曾派人来过真定府?”
“家叔事务繁忙,与末将虽有书信往来,但并未亲至。至于是否派人……末将不知。”石保吉回答得谨慎。
问话持续了一个时辰。石保吉应对自如,将所有疑点都归咎于程序疏漏或已落马官员的责任。刘熺虽明知他在推诿,却苦无直接证据。
最后,刘熺只能道:“今日暂且到此。都监请回,若有需要,本官会再请都监协助。”
石保吉起身,拱手道:“末将领命。刘御史若还有其他疑问,随时可传唤末将。”说罢,大步离去。
待他走远,刘熺重重一拍桌案:“滑不溜手!”
赵机轻声道:“大人,石保吉如此镇定,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确实不知情,只是按章办事;要么……他早有准备,所有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都已销毁或转移。”
“老夫倾向于后者。”刘熺面色阴沉,“此人应对太过熟练,显然预想过我们会问什么。而且,他提到石保兴时的眼神……有戒备。”
这时,王主事匆匆进来,面带喜色:“大人,赵讲议,有发现!”
“快讲!”
“我们找到了‘丰裕号’的一个老账房,他趁乱藏了一本私账!”王主事将一本薄薄的账册放在桌上,“里面记录了丰裕号与真定府衙近三年的所有粮食交易,包括那几笔‘陈粮换新’的买卖!”
赵机立即翻开账册。里面用暗语记录着一笔笔交易:某年某月某日,从府衙某仓“购”得陈粮多少石,单价多少;某日,“售”予“北边客商”多少石,单价多少;某日,“孝敬”某官多少银两……
其中一条记录引起赵机注意:“太平兴国四年十月十二,收北客定金五百两,订新粮三千石,言明需‘军粮包装’,可持官凭运输。十月十五,从府衙购得‘陈粮’二千五百石(实为新粮),装车十辆。十月十六,北客自派押运人‘李三’提货,付余款一千五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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