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安澜在案发前两天，刚刚结束在邻省的一场商业音乐会，返回本市。案发当天，即周日下午，他的公开行程记录显示为“在学院琴房个人练习及备课”。然而，经核实，当天下午学院琴房楼管理员并未见到他，其助手和几名关系较近的同事也表示下午没有联系过他。这段时间，安澜的行踪成了一个空白。他独居在艺术学院附近一处高档公寓小区，小区监控显示他于周六晚驾车返回后，直至周日下午四点左右才再次驾车外出，但无法确定其下午具体何时离开公寓、去了哪里。他有作案的时间窗口。
更重要的是动机。如果当年的“动手脚”传闻属实，那么安澜就不仅仅是苏晚晴的竞争对手，更是可能以卑劣手段毁掉她职业生涯和人生希望的“元凶”。苏晚晴近年来越发偏执于“杂音”和“不干净”，是否正是因为她逐渐确认或坚信了当年的真相？尤其是当安澜风光回国、名声日盛，这种对比形成的刺激无疑更加剧烈。她是否开始试图联系安澜，或者以她特有的、带着艺术隐喻的方式（比如那些备忘录文字，比如拿出旧礼物）去提醒、控诉、甚至威胁他？而安澜，为了维护如今来之不易的地位和名誉，是否可能铤而走险，让这个“不和谐音”彻底沉默？
然而，这一切仍是推理，缺乏直接证据。安澜社会地位不低，影响较大，没有确凿证据绝不能贸然接触，否则极易打草惊蛇，甚至引发不必要的舆论风波。
林海决定将突破口押在两方面：一是对那个关键物证——刻字节拍器进行更极致精细的检验，寻找任何可能直接关联安澜的独特痕迹；二是结合已有线索，尽可能精确地重建犯罪过程，寻找安澜可能留下的、无法彻底抹除的破绽。
他再次召集技术骨干，盯着那个节拍器：“把它拆了。每一个零件，每一道缝隙，特别是内部机芯，用最高倍率的电子显微镜给我过一遍！寻找除了血迹、灰尘、死者生物痕迹之外的任何微量附着物——特殊的润滑油、金属磨损特定颗粒、甚至极其微小的织物纤维！另外，查这个节拍器的品牌、型号、生产批次，看1998年前后是否有特定渠道或定制款！”
同时，他结合现场，在脑海中反复模拟：如果凶手是安澜，一个熟悉钢琴、熟悉苏晚晴、且可能有旧怨的“高雅”罪犯，他会如何行动？他可能以叙旧、谈事等理由约见或直接上门。苏晚晴或许会开门，甚至可能主动拿出这个刻着对方名字缩写的旧物，作为质问或讽刺的“道具”。交谈可能在后间的休息室进行。随着话题深入，情绪升级，争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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