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记录的‘地质碑刻’；2. 某种宏观工程或构造的‘定位基准’或‘身份标识’；3. 信息封装载体。无论哪一种，都意味着坐标区地下可能隐藏着超出我们现有历史认知的复杂活动遗迹。”
就在这时，赵海川的紧急通讯请求接入，他的全息影像出现在分析室一侧，表情严峻：“坐标区对峙有新发展。‘普罗米修斯’第二梯队在与我方电子对抗和威慑展示后，表面上后撤了约二十公里，建立了一个临时营地。但我们的‘哨兵’无人机和轨道遥感监测到，他们正在向地下施放一种新型的、带有主动钻探和传感功能的‘探针虫群’。这些微型设备正在试图从多个方向、不同深度，迂回接近我们探测到的那个地下异常空腔。更麻烦的是，”他顿了顿，“我们捕获到他们与外界通讯中，一个加密程度极高的子频道出现了短暂活跃，经过初步破译和溯源，指向了……北美某家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历史项目有深厚渊源、现主要从事深空探测与尖端材料研究的私人实验室。”
DARPA的历史渊源？陈思源和林薇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这意味着，“普罗米修斯”的行动可能不仅仅关乎商业利益或学术好奇，其背后或许有更深层、更敏感的国家级或跨国家利益集团的影子，其目标可能直接关联到潜在的颠覆性技术或战略资源。
“另外，对那组神秘第三方痕迹的追查，”赵海川继续道，“我们通过全球古董黑市和某些灰色情报网络交叉比对，发现其使用的特种车辆和部分装备，与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活跃于中亚、为多个西方情报机构提供‘考古掩护’的某支秘密勘探队遗留资产描述高度吻合。那个欧洲基金会，很可能只是前台。真正的幕后，可能是一个由前情报人员、冒险资本家和对‘超古代文明’或‘外星遗物’有着偏执兴趣的极端科学家组成的松散但能量不小的网络。他们似乎掌握着一些关于‘特定类型异常区域’的零散、古老的线索，一直在暗中搜寻。”
三方势力，目的各异，却都围绕着同一个坐标区。一方是国家意志支持的正规科学勘探与文明溯源；一方是受资本与疑似战略利益驱动的商业化掠夺式探查；另一方则是游走在阴影中、信奉神秘主义的冒险家与情报残余。一场围绕未知遗产的无声博弈，已在荒原之下悄然展开，凶险程度远超单纯的学术竞争。
“我们必须加快进度。”陈思源决断道，“‘探源一队’不能只停留在外围和浅层钻探。需要制定一个风险可控的方案，尝试对那个地下空腔进行直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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