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殿下所虑甚是。然我朝乃至前朝律令，于此类事，确无明文。《工律》多涉官营工匠管理、物料稽核；《杂律》偶有提及‘器物造作不如法’，亦是指粗制滥造、不合规格，而非保护独有技艺。至于文章典籍，向被视为公器，私刻翻印虽有争论，但律无禁止，便是可行。欲加保护，恐需另立新规，且……”他眉头微蹙，“此例一开，牵扯甚广。百工技艺，历来是师徒相授，秘不外传，若以律法保护其‘独有’，是否会阻碍技艺流传，令百姓不得共享其利？文章之事，若人人皆可主张己作不许他人翻刻，是否又会禁锢学问，不利教化？”
刘晏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年轻，思维活跃，对新事物接受度高：“狄公所虑固是。然下官以为，此事关键，在于‘激励’二字。鲁大若不改良筒车，其技不过寻常；书生若不精心校勘，其书亦无价值。其改良、校勘所增之价值，乃其心血所凝。若其心血可被他人随意无偿取用，则人皆坐享其成，谁还愿劳心费力去‘创新’、去‘求精’？保护其一定期限内的独享之利，正是为了激励更多人投入心血，去创造更多更好的器物、更精良的典籍。此所谓‘予之以利，驱之以进’。待保护期限一过，其技艺、其文章自然流入公域，造福众人，岂不两全？”
他越说越兴奋，联想到正在编纂的《商法》：“此理与商法保护‘契约’、保障交易类似。若无法律保障交易安全、保护合法得利，则人皆不愿行商，货殖何以流通？同理，若无法律保障良工、文士之心血得利，则创新、精进之风何以盛行？此二者，一为通有形之货，一为励无形之智，皆为国家富强之要途！”
狄仁杰缓缓点头：“刘员外郎‘激励’之说，颇有些道理。只是，这‘独享之利’如何界定？期限几何？由谁认定？如何防止有人借机垄断寻常技艺、寻常文章，反害公益？此中分寸，极难把握。”
李瑾道：“难，方显立法之必要与价值。可先尝试确立原则，细化条目。譬如，工匠所创新式、有效之器物制法，可向官府（如将作监或州府工曹）呈验，经核实确为创新且有益，则授予其专营其利之权，许其在一定年限内（如五年、十年）独家制造、售卖，或向他人收取一定‘授权’费用。过期则公开，他人皆可仿制。此所谓‘专利’——专享其利也。至于文章典籍，可规定首次雕版印刷者，对其特定的版式、校勘、注释，拥有专印之权，一定年限内，他人不得原样翻刻。但原文章本身（如前人诗文）不在此限。此所谓‘版之权’，保护的是编校、刻印者的心血与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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