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机,将势力扩张到新的地域。 这无异于承认朝廷无力直接维护统治,必须依靠地方军阀,是中央权威的巨大挫败,也是向“藩镇割据”的深渊,又滑近了一步。
支持调兵的大臣则反驳:“刘相、李公此言差矣!黔州獠乱,迫在眉睫,难道要坐视其荼毒生灵,蔓延成燎原之势?朝廷无兵可派,乃不争之实。难道为了防备节度使坐大,就要眼睁睁看着叛乱肆虐,损我疆土,害我子民?此岂非因噎废食,拘泥不化?况且,刘延嗣、张守瑜,皆受国恩,岂会人人皆是乱臣贼子?朝廷正当用人之际,自当示以信任,用之平乱。乱平之后,或可重加赏赐,或可明升暗调,徐徐图之。岂可因疑生变,自缚手脚?”
双方各执一词,在朝堂上激烈辩论。一方着眼于眼前的现实威胁,认为平息叛乱是当务之急,利用藩镇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可以通过事后的政治手段加以控制。另一方则着眼于长远的根本威胁,认为依赖藩镇平叛是饮鸩止渴,会加速中央权威的流失,必须不惜代价,另寻他途。
这正是一个经典的两难困境:是借助藩镇的力量先平定眼前的叛乱(先攘外/安内),还是宁可承受叛乱扩大的短期风险,也要先着手解决(或至少遏制)藩镇坐大的根本问题(先安内/解决根本)?
御座上的武则天,脸色阴沉如水。她当然明白刘祎之等人的担忧,那也正是她所忧虑的。但反对者的理由同样有力:朝廷现在,确实拿不出可以直接调往黔州平叛的军队。难道真要坐视不管,任由黔州糜烂,甚至波及更富庶的荆湖、江南?
她的目光,下意识地投向了李瑾。这个提出“削藩策”、“募新军”的相王,在此刻这个具体而微的两难选择面前,会如何建议?
李瑾感受到武则天的目光,心中亦是沉重。他深知这个选择的危险性。支持调藩镇兵,无疑是给他自己极力推动的“削藩”大计一记闷棍,甚至可能让刚刚起步的“翊卫”、“龙武”新军计划蒙上阴影——既然有事可以调藩镇兵,那还费劲筹建新军做什么?但反对调兵,就必须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能在短期内扑灭黔州獠乱,否则就是空谈误国。
就在朝堂争论不休之际,一直沉默的太子李弘,在咳嗽了几声后,缓缓开口了,声音虽然虚弱,却清晰地传遍大殿:“父皇,母后,诸位大臣。孤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众人的目光顿时聚焦到太子身上。自安西败报以来,太子因忧心国事,病情似有反复,在朝会上发言不多。
“太子但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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