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凤五年，深秋。
相王李瑾“称病不朝”，仿佛一块投入沸腾油锅的冰块，短暂地激起了更大的喧嚣，随即却让整个朝堂陷入了一种微妙而沉闷的僵持状态。这种僵持，并非平静，而是如同冰封的河面之下，暗流汹涌，危机四伏。其核心症结，便是那个悬而未决、却又无处不在的阴影——继承人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天后与太子之间日益公开的理念与权力对峙。
没有了李瑾这个新政最坚定、也最高调的推行者（至少在明面上），朝堂上关于新政的争论看似缓和，实则更加暗流诡谲。以刘祎之、韦思谦等为代表的革新派官员，失去了主心骨，在应对太子一系及保守势力的攻讦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许多议题的推动陷入停滞。而以中书侍郎郝处俊、黄门侍郎来恒，以及越来越多聚集在太子“仁政”旗帜下的官员们，则试图利用这个“空窗期”，加大对新政“弊端”的抨击，并提出各种“修正”、“缓行”甚至“废止”的动议。
然而，真正让朝局陷入“僵持”的，是决策机制的近乎瘫痪。许多重大政务，尤其是涉及人事任免、政策调整、以及需要动用大量资源的举措，在政事堂讨论时，往往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支持新政的官员引经据典，强调变法图强的紧迫性；反对者则高举“祖制”、“民本”大旗，指责新政“苛酷”、“扰民”。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
而最终裁决权，则在紫微宫。但问题在于，皇帝李治风疾日益沉重，多数时间处于静养状态，难以视事。朝廷大权，实则掌握在天后武则天手中。武则天态度鲜明，支持新政，往往倾向于采纳革新派的意见，甚至直接乾纲独断。但太子的存在，及其背后越来越庞大的、以儒家正统和“仁政”理念为号召的官僚集团，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制约力量。
太子李弘虽然不直接干预日常政务，但他“监国”的身份，以及他在士林和部分官员心中日益增长的声望，使得他的意见变得举足轻重。许多反对新政的奏疏，都会有意无意地提及“东宫亦深以为忧”，或“伏乞陛下、天后，并咨太子殿下”。而太子本人，在少数几次参与重要朝议时，也总是温和而坚定地表达对新政某些“过激”之处的忧虑，主张“宜缓宜宽”，其态度虽不激烈，但分量极重。
这就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天后想推进的许多事情，在政事堂讨论后，送到紫微宫，武则天即便批了“可”，下发执行时，也会遇到来自东宫隐含的阻力，或是执行官员的阳奉阴违（他们或许慑于天后的威权，但更相信太子代表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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