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凤三年,八月末。
吏治肃清的雷霆风暴仍在持续,狄仁杰的“黜陟使”衙署与李瑾的“总理漕运使”衙门如同两柄交叉挥舞的利剑,在官场与运河沿线刮起阵阵血雨腥风。贪官污吏的人头落地,抄没的家产入库,确实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至少,明面上的奢靡收敛了,办事推诿减少了,来自民间的诉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回应。然而,无论是端坐洛阳深宫的武则天,还是奔波在查案、清淤一线的李瑾与狄仁杰,都清楚地意识到,杀,只是治标,甚至可能激起更隐蔽、更顽固的反噬。那些被暂时震慑的蠹虫,会像地鼠一样蛰伏更深,等待风暴过去。而那些导致“兼并”、“漕弊”、“民困”的根本症结——尤其是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大量农民失去生产资料,沦为佃户、流民,成为社会不稳定根源——并未因几颗人头落地而有丝毫缓解。
武则天与李瑾都明白,不触及土地这个封建社会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和财富象征,任何“吏治澄清”、“漕运整顿”都将是隔靴搔痒,甚至可能为更剧烈的兼并铺路(清退的贪官土地,往往被更强力的豪强吞并)。于是,在“媚娘怒惩贪”的鲜血尚未完全干涸之际,一场旨在从根源上缓解土地矛盾、抑制兼并、重新分配生产资料的更大胆、也更艰难的尝试,被提上了朝堂议程。这便是——重新讨论并试图改良,那早已名存实亡的帝国基石之制:均田制。
九月初一,大朝会。 气氛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凝重。官员们屏息凝神,皆知今日必有大事。果然,待例行奏对完毕,天后武则天并未示意散朝,而是将目光投向户部尚书韦待价。
“韦尚书,” 她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穿透力,“近日,朕览各道州户部奏报,及狄仁杰、裴炎等查访所得。民户逃亡日多,在籍丁口隐漏严重, 而兼并之势愈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此乃动摇国本之大患。昔太祖(李渊)、太宗立国,行均田、租庸调之法,旨在均贫富,抑豪强,使民有恒产,国有恒赋。何以时至今日,此法几近废弛,弊端丛生?今日朝议,便议一议,这均田之制,是存?是废?是改?如何改,方能 抑制兼并,安辑流亡,稳固国本?”
问题抛出,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殿中寂静片刻,随即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均田制,这个自北魏创立,经北周、隋、至唐初奉为圭臬的土地制度,在高宗朝,尤其是“仪凤新政”带来的商业繁荣、人口流动加剧背景下,早已事实崩坏。朝廷不是不知道,只是牵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