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道德、礼法、历史、现实等各个层面，全面否定李瑾的理念，将其定性为“祸·国”之论。
面对这轮疾风骤雨般的攻击，于志宁、阎立本等人虽出言辩护，强调“因时变通”、“实务所需”，但在对方铺天盖地的经典教条和道德指控面前，显得有些苍白乏力。殿中气氛逐渐向保守派倾斜，许多中立官员面露犹疑。
就在此时，李瑾出列了。他今日未着绯色官袍，而是一身简洁的青色深衣，越发显得沉稳。他没有急于反驳那些具体的指责，而是向御座躬身一礼，然后转向那位率先发难的国子监司业，语气平和地问道：“敢问苏司业，您方才屡引《盐铁论》，以贤良文学之言驳桑弘羊。下官有一事不明，请教司业：桑弘羊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结果如何？”
苏司业傲然道：“桑弘羊聚敛之臣，虽暂充国用，然与民争利，民怨沸腾，非治国正道。此史有定论。”
“哦？史有定论？” 李瑾微微一笑，“然《史记·平准书》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此盛世之象，发生于文景之治后，而桑弘羊之政，恰在武帝中期推行，充实军费，北击匈奴，拓土开疆。敢问司业，若无桑弘羊敛财以实边，武帝何来巨资北逐匈奴，解我华夏数百年边患？此等‘聚敛’，是‘祸·国’，还是‘强兵安边’？”
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史记》的记载反驳对方对桑弘羊的片面评价，指出其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抗匈奴）的积极作用，顿时让苏司业语塞。
李瑾不待他反应，转向另一位攻击“开拓海洋”靡费无用的御史：“王御史言海路所得不过‘玩好’。下官斗胆，敢问御史可知，天竺之胡椒、波斯之宝石、大食之琉璃、南洋之香料，在我长安售价几何？广州、泉州两市舶司，去岁抽解（海关税）及博买（官府收购）所得，又价值几何？户部应有档案。下官曾粗略估算，仅广州市舶一岁之利，恐不下二十万贯，可抵关中小郡数州之赋！此等‘玩好’之利，可养多少精兵？可修多少水利？可赈济多少灾民？若因‘玩好’之名，便弃此巨利于不顾，岂非因噎废食？”
他抛出具体数字（虽未核实，但大致不差），将海外贸易的“虚名”与“实利”挂钩，极具冲击力。那王御史涨红了脸，一时无法反驳具体数字。
“至于华夷之防，” 李瑾环视众人，声音清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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