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招募了几位经验丰富的岭南老舵工、波斯导航员（“蕃客”），以“顾问”名义安置在工坊，请他们口述航海见闻、星象导航、季风规律、海图绘制等知识，由识字的匠人或账房记录整理，形成初步的“航海备要”。同时，他也向将作监下属的舟楫署打了招呼，关注各地船厂有无善于建造海船或精通水战的匠人、水手，暗中留意。
就在李瑾于将作监这个“专业”平台上，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试点”，逐渐将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并初步建立起一套运作机制时，一道新的、意义非凡的任命，再次从宫中传出，打破了这种相对“专注”的状态。
四月初一，大朝。在例行的政事奏对之后，皇帝李治忽然开口：“朕观秘书省近来典校图籍、起草诏诰，事务繁剧。今有制科头名、将作监少监李瑾，博闻强识，通晓古今，可堪文翰之任。着加李瑾为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仍兼将作监少监、崇文馆直学士，即日入职秘书省，参校典籍，以备顾问。钦此。”
秘书省校书郎！
这道任命，看似只是给李瑾增加了一个品阶不高（正九品上）的兼职，但其象征意义与实际影响，却远比品阶本身重大得多。
秘书省，与门下、中书二省并称“三省”，虽在唐代其出令权被削弱，但仍是帝国最重要的中枢机构之一，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起草部分诏令，撰修国史，更是皇帝身边的“文翰侍从”和“顾问”储备库。秘书省官员，尤其是校书郎、著作郎等，素有“清要”之名，地位超然，非文学优长、见识出众者不得入。许多宰相重臣，如房玄龄、魏征、褚遂良等，皆有在秘书省任职的经历。这里，是进入帝国最高决策圈最经典的“预备班”和“快车道”。
皇帝将李瑾这个以“奇技”、“实学”闻名的“技术官僚”，突然调入秘书省，其用意耐人寻味。这绝不仅仅是看中其“博闻强识”，更是有意将其从相对专业的“将作监”领域，拉入更核心的“文翰”与“顾问”圈子，使其能接触到更广泛的政经信息，参与更高层次的议论，为其“试点”提供更宏观的视野和支持，也是对其政治素养与全局能力的进一步培养和考察。简而言之，皇帝在给李瑾铺路，让他从“专才”向“通才”，从“技术官员”向“政治官员”过渡。
这道任命，再次在朝堂激起波澜。萧瑀一系对此反应尤为激烈。在他们看来，李瑾入秘书省，简直是“清流”之耻！一个整天与工匠、炉火、算盘、海图打交道的人，如何能与经史文章、典章制度为伍？这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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