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字迹笨拙、措辞朴素的信，被张艳红像捧着一件易碎的稀世珍宝，带回了那间昏暗冰冷的出租屋。她没有立刻开灯，而是借着窗外城市永不熄灭的、漫射·进来的微光，蜷缩在床角，将信纸再次展开，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复地看。泪水已经干涸，在脸颊上留下紧绷的痕迹，眼睛又干又涩，但目光却异常专注，甚至带着一种近乎贪婪的渴求。
“沟沟坎坎……走岔了道……摔了跤……” 这些简单到近乎直白的词语，像一把钝钝的钥匙，开始尝试撬动她那扇紧紧封闭、锈蚀沉重的心门。在此之前，她对自己的认知，是被绝望、恐惧、悔恨和自我憎恶完全填充的混沌。她是一个“罪人”，一个“叛徒”，一个“失败者”，一个“被所有人抛弃的可怜虫”。这些标签是如此沉重，如此具有毁灭性，将她整个人生、整个自我都钉死在耻辱柱上，不容辩驳，也让她失去了任何思考和喘息的余地。
而这封来自陌生老工人的信，没有用这些标签定义她。他只是说，人这一辈子，难免“走岔了道”、“摔了跤”。这看似简单的说法，却像在一堵密不透风的绝望之墙上，凿开了一道极其细微的缝隙。透过这道缝隙，一丝极其微弱、却截然不同的光线，漏了进来。
这道光线，不是赦免，不是宽恕，甚至不是同情。它是一种更朴素、更本质的视角：她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和其他人一样，会犯错、会迷失、会摔跤的、不完美的人。这个视角，将她从那个被钉死的、非黑即白的“罪人”标签下，稍稍解放出来一点点，让她得以喘息，得以在窒息般的自我谴责的洪流中，暂时探出头，换一口气。
但这口气，吸入肺腑的，是更加尖锐、却也更加清晰的痛苦。因为，一旦她开始将自己视为一个“会犯错的人”，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罪孽符号”，那些被极端情绪掩盖的、关于“错误”本身的细节，那些她曾经不敢、也不愿去深究的、导致她“走岔了道”的每一步，开始不受控制地、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她想起了第一次，哥哥张伟在电话里，用一种混杂着亲昵、羡慕和不易察觉的怂恿的语气，向她打听“丽梅时尚”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好项目”。那时的她，刚刚在韩丽梅的提携下，坐上一个不错的职位，正急于向家人证明自己，也渴望得到那份来自血缘的、久违的认可。她没有明确透露什么，只是含糊地说了些公司发展不错、前景很好的场面话，内心却因为哥哥的“关注”而有些微的得意。
后来，这样的“打听”变得频繁。父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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