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顿不欢而散、最终以冰冷协议和亲情撕裂收场的“家宴”过后,南城看似平静的夏日天空下,暗流开始以另一种更隐蔽、更阴毒的方式涌动。张建国一家,连同张守业老两口,搬进了韩丽梅提供的、位于城市边缘一个老旧小区里的临时住房。两室一厅,家具简陋,环境嘈杂,与他们想象中的“投奔妹妹过好日子”相去甚远,更与他们原先计划中要“帮”儿子在南城站稳脚跟、买房买车、让孙子上贵族学校的宏伟蓝图,有着天壤之别。巨大的落差,如同毒蛇的獠牙,日夜啃噬着他们的心,尤其是张建国和李桂兰。
屈辱感、失败感、对未来的迷茫,以及对张艳红、韩丽梅刻骨的怨恨,在这狭小、闷热、弥漫着陈旧气味的出租屋里,发酵、膨胀,最终演变成一种亟待发泄的恶毒。
他们不敢再去公司闹。韩丽梅那番关于“法律后果”、“坐牢”、“影响孙子”的话,像一道紧箍咒,牢牢套在他们头上,让他们即使恨得牙痒痒,也不敢再采取过激的正面行动。那支闪着红光的录音笔,更是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提醒他们,那个姓韩的女人,不好惹,她懂法,她手里的“证据”能把他们送进去。
明的不行,就来暗的。硬的碰不过,就来软的、阴的。这是张建国在老家街头巷尾、牌桌酒局上学来的生存哲学,也是底层小人物在觉得受了“天大委屈”后,最常用、也往往最有效的报复手段——用唾沫星子淹死你,用谣言搞臭你。
“家宴”结束后的第三天晚上,出租屋里弥漫着廉价外卖饭菜的味道和闷热湿气。强强在里屋的小床上睡着了,王美凤在逼仄的卫生间里洗着一家五口换下的衣服,水声哗啦。客厅里,只有一盏昏暗的节能灯亮着,张守业闷头抽着最便宜的烟,烟雾缭绕,眉头紧锁。李桂兰则坐在一张掉漆的塑料凳上,手里攥着块皱巴巴的手帕,一边抹眼泪,一边压低声音,对着手机,用她那口浓重的家乡话,向电话那头的人哭诉。
“……是啊,他婶子,你是不知道哇!我们家艳红,她是彻底被那个姓韩的狐狸精给迷了心窍,灌了迷魂汤了啊!不认爹娘,不管兄弟,连她亲侄子都不管了啊!” 李桂兰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又刻意压着,营造出一种“家丑不可外扬”却又“实在憋屈得不行”的委屈感,“我们大老远从老家过来,想着闺女在南城出息了,能拉她哥一把,一家人团团圆圆多好?可她倒好!见了面,没个好脸色,饭都没请我们吃一口像样的,就逼着我们签什么协议!说以后每个月就给三千五百块钱,多一分没有!她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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