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
譬如,被视为科举公正基石的“糊名誊录”制度,在此间的大乾朝,就从未出现。至今,士林之中还有类似唐朝的“行卷”之风。
唐胤为什么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周永绊倒了?就是因为在周永那,唐胤的朱卷简直是单向透明的。他知道哪份是唐胤的,知道在哪个环节可以下手。
修订科场制度,这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要触动无数人奶酪的事情,若真糊名誊录,一旦实行,试卷隐匿姓名籍贯,再经他人誊抄,笔迹也无从辨认,那些依靠提前请托、依靠辨认字迹、依靠考官心照不宣而上下其手的达官贵人,他们的操作空间将被极大压缩,甚至彻底堵死。王干炬贸然提出这制度,是会犯众怒的。
以后,尚书的公子可能就考不中状元了;国公悉心栽培的女婿,说不定就会名落孙山。
这还得了?
哪怕如此,王干炬其实还是早就打定主意要上书陈事,只是他不打算和江峰说罢了,不是不信任,而是没有必要。说了又能怎么样呢?除了给这位热血未凉的书生带来烦恼,再无用处。
“臣闻抡才大典,国之重器;取士之道,贵在至公。近日礼部司务周永挟私报复、屡坏举子唐胤前程一案,已蒙圣断,元凶伏法。然臣反复思之,犹觉骨鲠在喉,不能已于言者,非独为一唐胤鸣冤,实为天下寒士、为朝廷纲纪、为百年树人根本计也。”
“承光,你这有些直白了。将科场弊端拔得如此之高,置历来主持科考的阁部重臣于何地?”蔡炜才看完王干炬《请定科场条格以绝弊窦疏》的第一段,就皱起了眉头。
王干炬无所谓地说:“所谓割肉剜疮,下刀不狠,直抵病灶,如何能祛除沉疴,一劳永逸?侄儿以为,既已决定要说,便无须遮遮掩掩,婉转其词。”
蔡炜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叹口气,接着往下看。
“我朝科举承隋唐旧制,以文章取士,本意至善。然相沿既久,弊窦渐生,其尤著者有三:
其一,试卷不密,请托易行。士子墨卷直达考官,姓名、乡贯、笔迹一览无余。虽有“行卷”古风,美其名曰前辈鉴拔,实则开奔竞之门。权贵可预先关说,考官可徇私辨认,宵小如周永者,亦能窥伺特定试卷,精准施害。
其二,考纪松弛,防闲不严。贡院虽设搜检,然号舍管理、巡绰监察多赖人情,罕用重典。前有嘉佑三十二年“失火”焚卷,三十五年“风邪”落水,皆因关防疏漏,使一人之私心,竟能屡坏国家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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