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拂晓。
奉天城在一种历史性的悸动中苏醒。
晨光尚未完全驱散秋日的薄雾，但整座城市的心脏早已开始为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盛会而强劲搏动。
街道被洒扫得一尘不染，每隔十米便肃立着一名东北边防军宪兵，军容整饬，目光锐利而克制。
主干道两侧，簇新的青白旗与此次会议的会旗——依旧是青白底，中心缀以金色禾穗齿轮环绕“救国”字样的圆形徽章——交替悬挂，在微凉的晨风中猎猎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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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复宾馆三楼临街的客房内，来自《大公报》的资深记者陈敬轩，正对镜仔细整理着藏青色的长衫。
他几乎一夜未眠，眼眶微显疲惫，但那双见证过无数风云变幻的眼睛里，却闪烁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光芒。
窗外，隐约传来军乐团反复排练《救国会议进行曲》的雄壮旋律，那旋律庄重、昂扬，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力量的气魄，与他听惯了的北平或南京的曲调截然不同。
“秩序…效率…希望…”
陈敬轩喃喃自语，指尖拂过桌上那份制作精美的会议手册。
手册内页，会议议程、代表名单、座位图、甚至奉天交通美食指南，一应俱全，考虑之周详，令他这位老报人都叹为观止。这绝非旧式军阀割据的粗犷做派，而是一个志向高远、准备充分的现代政治实体方能展现出的气象。
他将那枚大会发放的、沉甸甸的铜质纪念章郑重别在胸前，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將这历史时刻的空气都吸入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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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隔街相望的东北饭店顶层套房，伦敦《泰晤士报》远东首席记者詹姆斯·威尔逊，正就着台灯的光晕，在便携打字机上飞快地敲击着。
键盘的嗒嗒声与他澎湃的思绪共振。
“凌晨五时，奉天。”
他写道，
“这座城市如同一部精密上弦的机械，为‘国民救国会议’的开幕做著最后的校准。
街道洁净得令人惊叹，宪兵执勤规范，与上海租界巡捕的跋扈或南京军警的散漫形成尖锐对比。
一种沉默而高效的力量感弥漫在空气里，暗示着此地的主人绝非等闲。
今日于此开幕的会议，其组织水平所展现出的现代性与专业性，已远超南京政府所能企及的任何集会。
这或许不仅是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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