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即命知制诰潘佑写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劝降信，亲自又反复斟酌，精心修改后，派给事中龚慎仪为使者，前往南汉劝降。他要利用南唐与南汉世世代代的睦领友好和他李家与与南汉刘家几十年来的两家情谊，来完成赵匡胤交给他的这一光荣而又重大的使命。
这封劝降信写得情真意切，辞采飞扬。信的开头，首先回忆了两国之间几十年来“情若兄弟，义敦交契，忧戚之患，曷尝不同”的密切关系，然后便详陈利弊得失，力劝南汉主“三思其心”，尽快臣服大宋。
此信所列举的劝降理由，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是“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乃古往今来常有之事，“小之事大，理固然也”，这并不算什么不光彩的事，更非奇耻大辱。况且大宋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华夏”，是“承五运而乃当正统，度四方则咸偃下风。”如今“遇天下之兵锋，俟贵国之嘉问”，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已仁至义尽，若是“介然不移”，甚至逆势而动，只能有害于宗庙社稷，有害于黎民百姓，更有害于南汉主自身。
其次说，大宋皇帝乃当世明君，旷古圣主。他曾说：“彼若以事大之礼而事我，则何苦而伐之？若欲兴戎而争锋，则必取为祸矣…………大朝之心非有唯利是贪，盖怒人之不宾而已。”若与大朝为敌，实乃“不顾大小强弱之殊”，逞一时之愤的不明之举。今“大朝许以通好，又拒而不从”，岂是为国家社稷者所力？大朝“师武臣力，实谓天赞”“登太行而伐上党，士无难色；绝剑阁而举庸蜀，役不淹时，是知大朝之力难测也，万里之境难保也。国莫险于剑阁，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强于上党，而太行不守矣”，由此可见，南汉绝不可与大宋争锋。
再次是说，南汉一些“矜功好名之臣”“献守土强国之议”，以为“五岭之险，山高水深，辎重不并行，士卒不成列，高垒清野而绝其运粮，依山阻水而射以强弩，使进无所得，退无所归”，又认为大朝所长在平原，若舍长就短，轻进岭南，虽有雄兵百万亦难取胜。据闻有人还认为，能战胜宋军，则霸业可成；若不能制胜，则浮巨舟而泛沧海，亦终不为人下。这些全是“孟浪之言”“坐而论道则易，行之如意则难”。“想那荆湖、西蜀、北汉，习山水，惯险阻，却早已尽归大宋。况南汉与大宋封疆接畛，水陆同途，若诸道夹攻，尚有何险可守！”
最后李煜又推心置腹地劝道：“倘大朝以为贵国无通好之心，有抗拒之意，必发大兵以攻伐，至彼时不仅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还命我朝与贵朝断绝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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