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人地区，襄人获取的权益不少，在方方面面享受优待，高夷人一等。
也有少数人认为，襄人跟着朝廷的部队去远征，存在风险，在夷人地区虽然有些特权，但是要远赴夷人地区也是麻烦，没有多少意义。
因为这个政策重点是针对襄人的，所以在华人中形成的影响不大，在襄人群体中则是经久不息的讨论。
很多有心参军或到夷人地区发展的，跑到官府打听情况，请人分析利弊，怕错失这个机会。有的襄人则对这个政策不太感冒，想着继续在老家发展，反正朝廷也不强迫，各选各的路。
元和十四年春节之后，正月还没过完，裴度就来到宫中向李纯反应，一些官员借过年之机大肆敛财，如果再不大力反腐，官员队伍将不可收拾。
对于官员队伍，李纯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认为官员是治理国家的支柱，很多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更愿赏而不愿罚；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贪婪植根于人性之中，单靠少数榜样和自觉约束是不行的，必须采取一些刚猛措施，才能刹住歪风邪气。
李纯心中理想的反腐模式，是前世新加坡和北欧的高薪养廉模式，但是这种模式的难度很大。
一是要求国家比较富裕，有足够的财力让官员队伍有较高的收入；二是监管的制度非常全面，让官员的贪腐行为无所遁形；三是全民具有一致的反贪共识，官员觉得贪腐可耻，人民觉得贪腐可恨，人人反对贪腐、打击贪腐。
从目前来说，唐朝三个条件都不具备。
第一，唐朝的经济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仍处于工业化的早期，要想给官员足够的物质基础还是有难度。
第二，什么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全方位的审计制度，在前世的政府都做不到，唐朝更不具备条件。
第三，在华夏有个上不了台面的思想，就是人人喊反贪、恨贪腐，都是反对和仇恨别人贪腐，却期望自己能够贪腐，那些高喊反贪的人，只要自己当了官还是照样贪腐。
李纯思考了一阵，就回归正题，向裴度问道：“朕知道你去年就开始提反腐的事情，但当时其他事情多，朕就没时间顾及此事，你可以把知道的情况详细说来。”
裴度说：“元和六年，还是卢侍中担任御史大夫的时候，陛下曾经搞过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行动，狠狠惩戒了一批贪腐的官员，后面又采取一些措施，还给官员们增加俸禄，整个官场的风气明显得到好转。后面朝廷一直忙着对外用兵、迁都、发展工商业等事情，就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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